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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娛樂場註冊送現金官網:上财最新万字报告全文:全方位透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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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上财最新万字报告全文:全方位透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报告导读:中国2021年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日前公布,国内生产总值8231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同时,对于风险挑战也要未雨绸缪。从内部看,家庭债务持续累积,消费、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债务违约现象频现,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从外部看,国际大循环面临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双重干扰,使得中国长期受益的稳定外部环境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增多。

面对国内外新发展变局,中国需要从需求侧、供给侧和国际侧综合发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基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综合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壮大中产阶层,带动内部消费、投资需求良性循环;二是面向科技前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和民企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增强创新驱动力;三是积极开展高水平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制定,以合纵连横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化。接下来,本报告将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风险因素及其对策建议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一)消费疲软,投资增速下滑,对外贸易同比大幅增长

(1)消费疲软,增速下滑

2021年第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2.2个百分点。7、8、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34925.1亿元、34394.9亿元和36833.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5%、2.5%和4.4%,剔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6.4、0.9和2.5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3.6%、1.5%和3.9%。

在社会消费品各个类别中,第三季度的餐饮业受8月疫情影响出现今年唯一负增长。餐饮类消费第三季度为11039亿元,比去年同期提高4.0%。两年平均增速为-1.1%,低于疫情前水平。由于餐饮类消费受疫情冲击较为敏感,其第三季度同比增速较低主要是受8月多地爆发疫情的影响。具体来看,其8月同比增速为-4.5%。9月受中秋和国庆小长假的拉动,餐饮业的同比增速回调至3.1%,高于去年同期6.0个百分点。

在疫情期间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网上消费,在第三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做出较大贡献。1至9月全国网上零售额累计91870亿元,同比增长18.5%,两年平均增长1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5041.8亿元,同比增长15.2%,两年平均亦增长15.2%。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的限额以上企业尤其值得关注,其稳定的恢复为消费总额的增长提供动力。第三季度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为38669.7亿元,相较2020年同期增长4.9%。两年平均下滑13.7个百分点。

食品类消费作为刚需,受疫情冲击相对不显著,呈现出同比增速相对稳定的趋势。7、8、9月,食品类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11.3%、9.5%和9.2%。1至9月累计增速为10.5%,两年平均增长10.6%,高出疫情前水平0.8个百分点。

在众多限额以上企业中,受去年低基数影响,绝大部分消费类别在今年第一季度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而去年疫情在第二、三季度的缓和使得基数提高,这些消费在今年4月以来同比增速出现回落,稳定的同比增速持续到9月。例如中西药品类,自4月以来,同比增速维持在8%左右,尽管在8月受到疫情的短暂冲击而有所提高至10.2%。又例如建筑装潢材料类消费,其同比增速在第一季度经历了大幅攀升之后,于第二季度有所缓和。进入第三季度,同比增速趋于稳定。其7、8、9月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1.6%、13.5%和13.3%。两年平均分别为4.3%、5.0%和9.1%,高于疫情前同期水平。但伴随着房地产企业违约风险的加大,课题组分析认为未来建筑装潢材料类消费的增长将有所放缓。

然而受到8月疫情的影响,一些类别消费的同比增速在8月呈现明显下滑。例如化妆品类,其7、8、9月的同比增速分别为2.8%、0%和3.9%。与此类似的衣着类(7、8、9各月同比增速分别为7.5%、-6.0%和-4.8%)和日用品类(7、8、9各月同比增速分别为13.1%、-0.2%和0.5%),通讯器材(第三季度各月同比增速分别为0.1%、-14.9%和22.8%)和家用电器类(第三季度各月同比增速分别为8.2%、-5.0%和6.6%)的消费,其同比增速亦在8月出现短暂下滑后,于9月回升。

另外,2021年9月,汽车类零售额3535亿元,同比下降11.8%,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2021年前三季度,汽车类累计零售额3206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1%,同比增长15.5%,增速低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9个百分点。

(2)投资增速下滑,整体动力趋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回落,且以两年平均增速衡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修复也在继续放缓。2021年1-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97827亿元,同比增长7.3%;比2019年1-9月增长7.7%,两年平均增长3.8%。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27473亿元,同比增长9.8%。从环比来看,9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0.17%,低于疫情前0.4%左右的环比增速,表明资产投资整体相对乏力。从三大产业来看,2021年1-9月,第二产业投资有所回升,其余两大产业均呈现不同程度回落态势。其中,第一产业投资10395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4.0%,两年同比增速13.0%;第二产业投资119071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2.2%,两年平均增速4.11%;第三产业投资268360亿元,累计同比增长5.0%,两年平均增速3.64%。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较快恢复步伐,相对较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低迷,复苏不及预期;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成为拖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因。具体来看:

2021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4.8%,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7.5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3.3%,较上月持平,继续保持增长势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7%,虽然同比增速较前值回落0.2个百分点,但两年平均增速比前值加快0.4个百分点至13.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25.4%和6.6%,增速较前值分别放缓0.4个百分点和加快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40.8%、38.5%和22.4%,仍处于高位;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检验检测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3.8%、23.7%,增速较快,这反映出国内投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新旧动能在进行转换。从企业效益来看,制造业投资高增长仍将继续保持。一方面,1-8月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约4.68万亿,两年平均增速21.1%,显著高于历史同期,能够有效激励制造业企业投资需求。另一方面,1-9月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累积值为77.9%,高于历史同期,意味着制造业景气度相对较高。然而,受能耗双控和原材料成本上行的影响,制造业上游企业面临限产政策硬约束,不利于制造业投资动能的提升;但政策导向仍然支持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2021年前三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1.5%,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5.8个百分点,比1-8月下降1.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由0.2%回升至0.4%。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6%,增速比1-8月加快0.5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2.4%,增速比1-8月下降1.9个百分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同比增长0.8%,增速比比1-8月下降1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势头较弱,仍然处于低位。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资金来源受到制约。具体而言,地方专项债自从疫情以来已然成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然而,地方政府面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压力,需要规范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滞后。1-9月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仅完成全年额度的64.8%,远低于过去两年的完成额。随着后续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发行的进一步加快,将对基础设施投资起到一定支撑作用。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一系列重大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预计在项目储备充足的情形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会逐步稳定改善。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12568亿元,同比增长8.8%,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5个百分点,比1-8月下降2.1个百分点;近两年平均增速7.2%,比1-8月下降0.5个百分点。9月当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下降3.5%,增速较上月下滑3.8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同比增速降为负值,表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较快。首先,从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上看,在房地产调控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叠加恒大事件的冲击,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持续下降,导致房地产开放资金保持收紧态势,进而对房地产投资起到抑制作用。2021年1-9月房地产资金来源累计同比增速11.0%,较上月降低3.8个百分点,增速呈现整体下行趋势。从资金来源项目看,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增速均大幅下降。

其次,从房地产市场销售状况看,由于恒大事件冲击带来的影响,购房者对房价下跌的预期得到加强,购房意愿降低,商品房销售额显著减少,进而加剧了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难题。一方面,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回落,当月增速持续为负。1-9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11.3%,较上个月回落4.6个百分点;近两年平均增速4.6%,较1-8月回落1.3个百分点;其中,9月当月的两年平均增速比8月下降1.5个百分点,降至-3.5%。另一方面,商品房价格水平仍在上升,但增速放缓。1-9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为3.3%,较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且各线城市房价涨幅均有所回落。可见,房地产销售走低,在房地产企业高度依赖销售回款的情况下,开始向投资端传导,最终致使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

最后,从供给端来看,房屋新开面积持续走低,竣工面积延续高位。在房屋新开工方面,1-9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为-4.5%,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表明当期楼市景气度不高。在房屋竣工方面,1-9月房屋竣工面积增速为23.4%,维持在较高区间。房屋竣工面积增速持续大于新开工面积,表明房屋施工面积趋于回落,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较大。

整体而言,在应对目前地产行业的信用危机和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需保持政策定力,如九月底召开的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重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定调,预计房地产政策将保持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未来严监管、严调控将成为行业常态,叠加房地产企业违约压力增加,金融机构放贷决策将更加谨慎,房地产行业融资环境很难大幅宽松。考虑到“共同富裕”目标下房地产税将积极稳妥推进,预计明年房地产投资仍将弱于今年。

(3)对外贸易同比大幅增长,货物贸易顺差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2021年一、二季度,受中国疫情的有效控制和低基数效应的影响以及价格的推升,进、出口增速均大幅上升。随着基数上升,第三季度进、出口增速有所下滑,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21年前三季度,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速分别为32.8、33.0%、32.6%。受2020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增速低于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增速,进出口、出口、进口的人民币值增速分别为22.7%、22.7%、22.6%。出口方面,2021年前三季度高速增长,一、二、三季度分别同比增长48.8%、30.7%和24.4%,有效拉动了出口增长。尽管前三季度同比增速在逐季下滑,但第三季度内同比增速却逐月上升,7、8、9月分别同比增长19.3%、25.6%和28.1%,表明出口方面的良好态势。前三季度累计出口额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累计出口额,2021年全年将实现大幅增长(2020年全年增长3.6%),整体表现将明显好于2020年。2021年前三季度所有主要地区出口增速均较去年全年大幅上升,其中巴西、印度、南非增速靠前,日本、东盟靠后,主要受基数效应的影响。进口方面,2021年前三季度也高速增长,一、二、三季度分别同比增长29.2%、43.6%和25.9%。第二季度进口增速大涨主要是我国有效控制了疫情,生产需求逐渐扩大;另外,去年国外疫情从第二季度开始恶化,第二季度为基数低点,进一步今年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升,已处于历史高位。7、8、9月进口同比增速分别为28.1%、33.1%和17.6%,9月进口增速有所下滑,一定程度上受大宗商品价格过高的影响。2021年前三季度所有主要地区进口增速也较去年全年均大幅上升,其中南非、美国、印度增速靠前,日本、韩国靠后。差额方面,由于出口增速略快于进口增速,2021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增长536亿美元。从贸易方式上看,无论出口还是进口,2021年前三季度一般贸易同比增速均高于加工贸易。进出口表现强劲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新冠疫情导致的低贸易基数的影响和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年出口同比增速仅为3.6%,进口同比增速为-0.6%。由于疫情防控得当,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正常,且经受住了包括德尔塔病毒在内的多轮疫情冲击,因而支撑起了进出口的高速增长。第二,全球经济复苏,推动贸易回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9%,世界贸易组织10月发布的《贸易统计及展望》预测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0.8%。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国、欧盟、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32.7%、31.3%和29.4%,进口增速分别为43.9%、27.9%、32.7%。第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带动进出口价格上涨特别是进口价格,拉高了进出口额。2021年9月30日路透CRB商品指数相比2020年12月31日上涨36.4%,相比2020年9月30日上涨54.1%。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2021年1-8月进口价格平均同比增速为10.1%,第三季度出口价格也随之上涨,7、8月出口价格同比上涨3%、7%。除了货物贸易表现强劲外,服务贸易也有所改善。2021年1至8月,服务贸易总额为4702.7亿美元,同比增长17.9%,其中,服务贸易出口(支出)总额为2042.9亿美元,同比增长37.0%;服务贸易进口(收入)总额为2659.8亿美元,同比增长6.48%;服务贸易逆差为627.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89.9亿美元。

(二)CPI低位徘徊,PPI不断攀升,剪刀差继续扩大

2021年7、8、9月CPI同比增速分别为1.0%、0.8%、0.7%,第三季度平均同比增速为0.8%,略高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速0.5%。第三季度CPI同比增速降到“1”以下,消费价格整体相对平稳。7、8、9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分别为1.3%、1.2%、1.2%,平均同比增速为1.2%,明显高于2021年上半年0.4%的平均增速。核心CPI同比增速于2021年1月触底后反弹,第三季度重新回到“1”以上。2021年1-9月CPI同比增速为0.6%,大幅低于2020年同期增速3.3%;核心CPI同比增速为0.7%,略低于2020年同期水平0.9%。2021年第三季度CPI同比增速高于上半年,主要由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显著上升导致,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非食品价格平均同比上涨2%(上半年非食品价格上涨0.7%),而第三季度食品价格平均同比下跌4.3%(上半年食品价格下跌0.2%)。

2021年7、8、9月CPI同比增速波动主要受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7、8、9月食品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3.7%、-4.1%、-5.2%,影响CPI分别下降约0.69、0.77、0.98个百分点。与之相比,7、8、9月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波动较小,分别上升2.1%、1.9%、2.0%,影响CPI上涨约1.7、1.58、1.65个百分点。第三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下跌。受猪肉供给充裕影响,猪肉价格在第二季度已回到之前正常水平并在第三季度持续下降,且2020年同期处于历史高位,7、8、9月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大幅下降,分别为-43.5%、-44.9%、-46.9%,影响CPI下降约1.05、1.09、1.12个百分点。由于当前的猪肉价格已接近2013年以来的最低价,已对养猪积极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课题组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将保持基本稳定,2022年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将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受“长江十年捕禁”等政策的影响,水产品价格自年初以来明显上升,2021年7、8、9月水产品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13.8%、11.7%、9.8%,影响CPI上涨约0.25、0.21、0.18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8.9%的平均增速,减弱了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进一步,鲜菜、鲜果价格对CPI也有较大影响。2021年7、8、9月鲜菜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4.0%、-1.5%、-2.5%,影响CPI下降约0.08、0.03、0.05个百分点,明显低于上半年的同比增速3.2%。第三季度鲜菜价格同比下降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不利天气和多地洪涝灾害导致的高基数效应。7、8、9月鲜果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5.2%、5.0%、-0.8%,分别影响CPI上涨约0.09、0.08、-0.01个百分点。

从非食品分类来看,交通通信类、教育文化娱乐类、医疗保健类的影响较大。2021年7、8、9月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6.9%、5.9%、5.8%,影响CPI上涨约0.86、0.74、0.73个百分点,平均涨幅明显高于2021年上半年2.1%的平均增幅,主要是因为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升(第三季度平均分别上涨23.8%和26.4%)。随着我国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疫情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教育文化类需求逐渐释放,加上2020年较低的基数效应,教育文化类第三季度价格平均同比增速3.0%,高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速0.88%。为了保障民生,近两年国家一直在逐渐降低进口西药的价格,由此医疗保健类价格基本平稳,第三季度价格平均同比增速0.4%,略高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速0.25%。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类重要的非食品价格变化外,9月居住类的水电燃料价格在全球能源短缺背景下呈现明显上升,9月同比增速为2.6%,较8月上升0.8个百分点,且未来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从消费品和服务的分类看,2021年第三季度CPI较上半年同比增速上升主要是由服务价格同比增速明显上升所致。第三季度内CPI同比增速下降是因为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增速均下降。7、8、9月消费品价格同比上升0.6%、0.3%、0.2%,影响CPI分别上涨约0.37、0.19、0.12个百分点,均低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速0.7%。而7、8、9月服务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1.6%、1.5%、1.4%,影响CPI上涨约0.61、0.57、0.53个百分点,明显高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速0.3%。

受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2021年第三季度CPI同比增速再次降到“1”以下。考虑到猪肉供给短期充裕、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基数效应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课题组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食品价格同比增速保持低位,非食品价格将有所上升,CPI同比增速将保持在1附近,2022年CPI同比增速将呈现上升趋势;同时,第三季度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已回到“1”以上,考虑到国内疫情控制得当,经济运行正常以及大宗商品的传导机制,课题组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和2022年核心CPI也将稳中有升,通胀压力上升。

上面讨论了消费价格水平CPI的变化,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生产价格水平PPI的变化。2021年7、8、9月PPI同比增速分别为9.0%、9.5%、10.7%,同比涨幅继续扩大,创下历史新高;7、8、9月PPI环比增速分别为0.5%、0.7%、1.2%。第三季度PPI平均同比增速为9.7%,高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速5.1%。2021年1-9月PPI同比增速为6.7%,大幅高于去年同期增速-2.0%。PPI同比增速主要受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根据课题组的计算发现,目前生产资料在PPI中的权重约占74%。7、8、9月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12.0%、12.7%、14.2%,均明显高于上半年同比增速6.8%,分别导致PPI上升约8.95、9.44、10.60个百分点;生活资料同比增速为0.3%、0.3%、0.4%,略高于上半年同比增速0.1%,分别导致PPI上涨约0.08、0.07、0.11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2021年第三季度生产资料同比增速上升主要是由采掘业和原材料同比增速的上升引起。7、8、9月采掘业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38.7%、41.8%、49.4%,环比增速分别为5.2%、3.0%、5.5%,而上半年采掘业价格同比增速为18.5%。7、8、9月原材料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17.9%、18.3%、20.4%,环比增速分别为0.8%、0.9%、1.9%,而上半年原材料价格同比增速为10.4%。

分行业来看,第三季度几乎所有工业行业价格都同比上升,且部分工业行业价格同比大幅上升。2021年第三季度30个主要行业中,27个行业产品价格同比上升,仅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同比价格略有下降。其中,平均同比增速高于5%的行业有13个,高于10%的行业有9个,高于20%的行业有8个,高于30%的行业有5个,分别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59.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44.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43.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37.1%),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4.0%)。与2021年上半年相比,第三季度30个主要行业中26个行业价格同比增速上升,增幅大于5个百分点的行业有8个,大于10个百分点的行业有5个,大于15个百分点的行业有3个,分别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41.7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2.3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17.6个百分点);其余4个价格同比增速下降的行业降幅均不超过2个百分点。

受全球疫情导致的供需缺口和原材料供应短缺等因素的影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以能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2021年第三季度PPI同比增速创下历史新高。尽管物流领域央企重组有助于降低成本,拉低出厂价格,但近期山西和陕西洪涝灾害严重,对煤炭的短期供给形成一定的冲击,且随着冬季的逐渐到来,居民对能源的需求加大,能源价格还将继续上升。进一步考虑到疫情反弹可能性,全球能源短缺以及“双碳”目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预计第四季度PPI同比增速仍将保持高位震荡,2022年将逐渐回落。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2021年第三季度CPI与PPI剪刀差继续扩大。结合CPI和PPI的分析,课题组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CPI与PPI剪刀差仍然很大,2022年将逐渐减小。

(三)劳动力市场持续回暖,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2021年第三季度劳动力市场指标持续稳定。第三季度失业率降低至疫情前水平以下,新增就业人数同比上升;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保持稳定;PMI从业人员指数环比有所下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两年平均增速回到疫情前水平区间;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和月收入水平同比上升。

数据显示,7-9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5.1%、4.9%,同比下降0.6%、0.5%、0.5%。7-9月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2%、5.3%、5.0%,同比下降0.6%、0.4%、0.5%。于此同时,新增就业人数至8月累计938万,同比上升20.10%。7-9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7、47.5、47.8小时,与上一季度持平,同比小幅上升0.9、0.7、1小时。PMI从业人员指数有所下降。7-9月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为49.6%,49.6%、49.0%,非制造业为48.2%、47%、47.8%。其中,服务业PMI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为47.5%、46.4%、49.4%,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为52.1%、50.6%、52.6%。

第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为26265元,同比增长9.7%,两年平均增速为7.1%,恢复至2017-2019年疫情前平均水平。城镇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值分别为359465元和13726元,同比上升8.7%、11.2%,农村收入上升速度快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62,同比下降0.05。三季度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人数累计18303万人,同比上升2%。农村外出劳动力月均收入为4454元,同比上升10.4%,两年平均增速9.57%,高于疫情前2017-2019年6%-8%的区间。

(四)金融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从货币供应来看,2021年9月末,M1和M2的同比增速分别为3.7%和8.3%,较8月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和上升0.1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4.4和2.6个百分点。货币供应增速已基本回复至疫情前水平。从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来看,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08.05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0%,较8月回落0.3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3.5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已低于疫情前水平。社融增速与M2增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融资需求来看,前三个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4.75万亿元,同比少增4.87万亿元,但受去年高基数的影响,增量水平仍显著高于2019年同期增量水平。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83万亿元,同比多增1421亿元,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减;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2531亿元,同比少增521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增加8142亿元,同比多增2042亿元,股权融资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拉动持续上升;企业债券净融资2.43万亿元,同比减少1.66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4.42万亿元,同比减少2.31万亿元;表外融资减少1.57万亿元,同比多减1.4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分项中,政府债券和人民币贷款存量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3.5%和12%,比社会融资存量的增速分别高出3.5和2个百分点,政府债券和人民币贷款仍是支持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流动性投放来看,前三季度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净投放资金2800亿元,其中9月单月净投放5900亿元;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共计净回笼约1500亿元一年期的资金,整体净投放约1300亿元。6月底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为1.2%,是2013年以来的的最低水平。9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16%,比上月高0.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36个百分点;9月末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19%,比上月高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26个百分点。9月末货币市场利率同比有所上行,但较上月末稳中略升。总体来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为应对疫情冲击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基本退出,当前金融系统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八个月人民银行对流动性均持续净回笼的情况下,9月单月在公开市场净投放5900亿元,在9月末使得流动性从净回笼转为净投放,预计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将有所回升。[ 截至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的平均超额准备金率为1.2%,为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尤其是工业领域稳步复苏,但当前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仍有待巩固。其中,上半年GDP累计同比增长12.7%,前8个月累计工业增加值的两年平均增速为6.6%,高出2019年的同期水平约1个百分点。但上半年GDP的两年平均增速为5.3%,较工业增加值增速低1.3个百分点,且失业率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两年平均增速距2019年同期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截至二季度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和中位数的两年平均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6.32%和4.95%,虽然平均收入增速较GDP增速高出约1个百分点,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增速还是低于GDP增速,且较2019年同期水平分别低约1.6和3.3个百分点,使得居民部门需求距离完全恢复仍有明显差距,这也恰好与增速均不足1%的CPI和生活资料PPI相印证。这些均显示本来就复苏缓慢的消费可能会进一步被拖累。]使得消费的复苏程度及其可持续性均有一定不确定性。而通胀方面,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迅速,但不论是CPI和核心CPI还是生活资料PPI均不足1%。[ 截至2021年9月,CPI、核心CPI、非食品CPI和生活资料PPI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0.6%、0.7%、1.1%和0.2%。]

更重要的是,当前企业一方面受到由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带来的成本冲击,另一方面产能还受“双碳”目标的制约,叠加本就复苏缓慢的终端需求,这些可能在四季度甚至明年年初对企业经营产生较大压力,企业信用利差上升的压力短期内难以大幅缓解。由于去年国内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前三季度我国货币政策总体保持稳健,关键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已基本回复至疫情前水平,宏观杠杆率和企业杠杆率下降趋势已经显现,[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的数据显示,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从2020年末的270.1%下降至2021年二季度末的265.4%,两个季度的降幅约为5个百分点,同期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约下降3.5个百分点。]课题组认为货币政策在四季度有边际趋松的空间。

(五)贷款总体需求继续回落,但融资缺口依旧较大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是反映银行家对贷款总体需求情况判断的景气扩散指数,由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全国约3000家银行机构开展调查获得,其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以50%作为信贷需求的分界线,数值高于50%以上意味着企业贷款需求处于向好或扩张状态。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68.3%,比上季度下降2.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5.2个百分点,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说明当前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仍然偏弱。从行业层面来看,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贷款需求均出现进一步的回落。其中,房地产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45.3%,比上季度下降2.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为63.0%,比上季度下降2.0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为67.4%,比上季度下降1.3个百分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银行贷款审批指数,它是反映银行家对贷款审批条件松紧的扩散指数,其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数值高于50%表示银行放款审批条件较为宽松。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自上季度以来,银行机构贷款审批指数一直保持在50%以下,并已连续六个季度下降,三季度数值为49.7%,仅比上季度降低0.1个百分点,反映出银行贷款审批条件收紧的趋势开始缓解。

综合来看,第三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与银行贷款审批指数同向而行,两者的差值虽有所缩小,但数值仍高达18.6%。若以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与银行贷款审批指数的差值来刻画融资缺口,不难看出,实体经济融资缺口依旧较大。为此,课题组将分别从资金需求端和资金供给端两个视角就融资缺口的变化给出解释。在资金需求端,一方面,近期受能耗双控和拉闸限电等事件的冲击,导致部分企业生产意愿下降,资金需求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走高以及资金成本提高的双重压力,挤压了企业利润,进而对企业资金需求端产生明显抑制效应,最终导致企业的资金融资需求下降。随着疫情对实体经济影响逐渐减弱,消费需求回暖,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央行加大对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将带动企业资金融资需求,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有望提升。在资金供给端,由于房地产融资相关政策的收紧以及房地产企业的信用风险逐渐显现,一定程度上会对银行资产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导致银行对信贷投放比较谨慎。在“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长基本匹配”的货币政策引导下,随着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改善,预期银行贷款审批条件将逐步放松。

分企业规模看,各类规模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均下行。其中,大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56.2%,比上季下降3.0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为60.7%,比上季下降1.6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为72.1%,仅比上季下降0.2个百分点,幅度远远小于大型企业的3个百分点,这说明要求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的政策并没有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中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专利发明、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中小微企业的韧性与活力是加速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和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中小微企业本身资产规模较小、抵押品不足、抗风险能力弱,且财务制度以及公司治理不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难以对其进行信用评估,导致中小微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支撑。

近期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主要是供给端的问题,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小微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首先要拓宽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发挥地方性银行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地位。其次,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小微企业信用倒闭体系和法律法规,采取积极的金融支持政策让民间资本参与建设信用担保体系,增加小微企业的资金外源渠道。

(六)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

进入2021年,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疫苗研发与接种进程的推进,全球经济逐渐回暖,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2021年上半年,美元走弱,人民币震荡升值。6月美联储FOMC会议的偏鹰态度表明了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决心,人民币汇率震荡下行,之后在6.5附近双向波动。2021年第三季度,外汇储备规模在经历了7月的小幅上涨之后,在9月回落至3.2万亿美元。2021年9月末,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为6.4626,较2021年二季度末调贬14个基点。2021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在岸与离岸的汇差 (离岸减去在岸) 较2021第二季度有所减小,显示人民币做空压力得到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

6月偏鹰的美联储会议,使市场预期其货币政策将加快收紧,美元指数走高,人民币承压。2021年6月24日,为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了50亿元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构建的外汇干预指数可以看出,三季度以来央行干预汇市的力度与二季度基本持平,尤其在7月突然大幅上升。这显示出在因疫情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导致的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时,央行及时加大了政策力度,稳定市场情绪和预期,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波动。9月22日,美联储9月FOMC会议释放偏鹰的政策信号,市场预期美联储提前在2022年年中结束缩减债券购买,加息时点可能提前至2022年底以前,美元震荡走强。中国恒大集团流动性风险暴露引发市场对国内隐含金融风险的担忧,人民币汇率短期贬值压力有所增加。9月底,人民银行三季度货币政策例会和多部门联合召开的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中的政策导向,加强了市场相对乐观的情绪。

2021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中美利差处于高位,我国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会吸引海外资产流入。第二,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正在有序推进。央行行长易纲表示2021年将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第三,随着全球疫苗接种进程的推进,尤其在发达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得到控制,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第四,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第五,近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美国上半年专注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博弈可能再次出现。美国屡次对台湾释放错误信号,使得中国与美日关系一度紧张。中美贸易摩擦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将增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综上所述,课题组认为2021年终人民币汇率将在6.40左右呈现双向宽幅波动。

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母子公司跨境往来的规则,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方式和制度,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9月4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出更多务实性开放举措,包括: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完善拓展沪伦通机制;健全境外主体境内发行制度,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等。

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可忽视。首先,中国外汇储备仍然具有弱点,纵使相较进口额度以及短期外债,外汇储备均十分充足,大大高于IMF所提供的警戒线。但是外汇储备/M2比例近来呈现下降趋势,2019年底已经下降至11%以下,远低于IMF建议资本账户开放国家所该具备的20%(或是比对亚洲国家平均约有25%)。今年以来,外汇储备/M2比例下降幅度明显增大,9月降至约8.8%的水平。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尽管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净误差与遗漏项所隐含的资本流出已经接连3年呈现2000多亿美元的规模。这显示跨境资本出现净流出压力,反映出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市场的避险情绪持续强烈。尽管2018年有所减缓,仍呈现了1790多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升至1980亿美元。在2020年降低至1680亿美元。其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其三,需要关注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发展。

贬值预期若使用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衡量,一年、两年与三年期远期外汇交易均显示较大的人民币贬值预期。2021年以来,三者贬值幅度逐步增加,且分化逐渐扩大(1年NDF:2021/6:2.39%;2021/7:2.59%;2021/8:2.64%;2021/9:2.75%。2年NDF:2021/6:4.65%;2021/7:4.68%;2021/8:4.85%;2021/9:5.08%。3年NDF:2021/6:6.61%;2021/7:6.51%;2021/8:6.58%;2021/9:6.63%)。2021年10月三年的远期外汇交易价格指向约6.85%的贬值幅度,故而长期贬值压力仍不可忽视。

更长期的汇率走势将受到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各国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开放改革、国际关系等基本面影响。

(七)财政收入大幅回升,支出稳定增长,地方债还债压力增大

2021年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4020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6526亿元,同比增长1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7494亿元,同比增长15.6%。全国税收收入140702亿元,同比增长18.4%;非税收入23318亿元,同比增长5.4%。随着经济稳步回暖,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受去年疫情冲击造成的低基数效应影响以及经济恢复的拉动,大多数税种同比增速大幅提升,财政收入情况得到可观改善。其中,国内增值税累计同比增长17.4%,企业所得税累计同比增长18.8%,国内消费税累计同比增长12.3%,个人所得税累计同比增长21.6%,说明我国实体经济持续稳健恢复,这也与经济增长情况基本匹配。增速最高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累计同比增长40%,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势头良好。与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契税累计同比增长为16.7%,相比1-6月32.7%的累计同比增速来说有所下降,体现了国家坚定“房住不炒”的政策理念。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稳健增长。1-9月政府性基金收入为61018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10.5%,较2019年同期增长2.8%。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为3181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20.8%;地方性基金收入为57837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10%。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性基金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增速为7.9%,较2019年同期仅增长了2.1%,这也意味着“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延续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将不断降低。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依旧较大,应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2021年1-9月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同比上升2.3%,继续保持缓慢回升,但单月增速有所下降。其中,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同比累计分别上升5.2%、0.8%,3.3%,2.4%,2.3%,而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和交通运输支出则出现了下降,同比累计分别下降8.3%,1.2%,4.5%与4.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继续增长。截至10月20日,地方政府债券余额28.8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5%;城投债余额1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68%;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显性债务合计4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2%。根据课题组估算,负债率较高的省份除天津外,主要集中在西部,包括青海(93.9%)、贵州(81.0%)、天津(80.8%)、新疆(64.0%)、甘肃(59.9%)、吉林(58.77%)等。共计12个省份的负债率超过50%,比去年同期增加5个。各省负债率比上年平均增加5.4个百分点。余额规模超1.5万亿元的债务大省比上年新增3个,包括江苏(4.46万亿元)、浙江(3.10万亿元)、山东(2.77万亿元)、广东(2.25万亿元)、四川(2.23万亿元)、湖南(1.98万亿元)、湖北(1.70万亿元)、河南(1.58万亿元)和安徽(1.57万亿元)。

2021年财政政策更加强调提质增效,要求降低政府杠杆率,地方债额度下达较晚,没有设定明确的进度目标,全年债券发行节奏有所放缓。截至10月20日,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562支,累计发行总额5.84万亿元,2020年同期分别为1783支和6.12万亿元,发行总额小幅减少(-4.54%)。其中一季度仅发行8951亿元,二季度和三季度发行比较密集,分别达到2.45万亿元和2.27万亿元。发行债券中,再融资债券2.64万亿元,年内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还有2100亿元需要在年底前继续融资。新增债券3.19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券6948.23亿元,专项债券2.48万亿元,专项债占比仍然较高,但发行进度仅68%,还有近1.2万亿元专项债券需在11月底前完成发行。

随着债务存量不断攀升,地方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前三季度公共财政债务付息支出已达7661亿元,同比增长4.2%,预计全年该项支出将超过1万亿元。2021至2026这五年,存量债务进入到期高峰,如果考虑城投债,每年存量债务到期额均超过4.4万亿元,其中2021年到期额达5.82万亿元,2023年和2024年均达到5.6万亿元。未来债务还本付息压力仍将不断累积,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较大的局部违约风险。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借新还旧不断滚动债务,但这只是饮鸩止渴,并非长久解决之道,一旦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无法匹配债务负担的增速,政府债务风险就会迅速积累。财政部在3月发布的《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这意味着财力薄弱的地方政府需要丢掉中央兜底的幻想,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放弃靠举债解决财政危机的冲动,适度举债,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回到可持续发展的正路上来,通过加快改革步伐充分释放经济潜力,竭力开源节流,在改革中求发展,谋求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

(八)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数字人民币DC/EP系统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的测试正稳步有序地进行中,进度保持在世界前列。这将对提升金融服务普惠水平、提高人民币国际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

(1)数字人民币和普惠金融

2021年7月16日,人民银行《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从研发背景、定义和目标愿景、设计框架、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影响与数字人民币体系的应对策略、工作进展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进行了概括。这是中国首次面向国内和全球披露数字人民币研发情况,明确了数字人民币不计付利息、可控匿名等特点,与项目组之前的报告相一致。除此之外,数字人民币具有可编程性,通过加载不影响功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可根据交易双方商定的条件、规则进行自动支付交易,促进业务模式创新。也就是说,未来数字人民币通过加载智能合约,其灵活性可以适用于多种环境和关系,比如定向用途、定向人群、定向场景等。可以预想在未来,运营机构可以利用智能合约技术,在发放法定数字货币贷款时为用户信息绑定指定商户可用的法定数字货币,从而实现专款专用,精准扶贫的普惠金融目的。

为进一步降低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保持对广泛群体和各种场景的法定货币供应。数字人民币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不依赖银行账户即可实现价值转移,并支持离线交易,具有“支付即结算”特性。且采用可变面额设计,以加密币串形式实现价值转移。没有银行账户的社会公众可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短期来华的境外居民可在不开立中国内地银行账户情况下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满足在华日常支付需求。

对于国内外一直关注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对货币体系、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等方面的影响,比如可能导致金融脱媒,在危机时可能会加剧商业银行挤兑问题等,进行了相关设计以降低负面影响。第一,数字人民币坚持M0定位,不计付利息,以降低与银行存款的竞争。并且保证只要存在对实物人民币的需求,人民银行就不会停止实物人民币供应或以行政命令对其进行替换。第二,人民银行也适当设置制度摩擦,防范银行挤兑快速蔓延。提出了数字人民币分级分类设计,分别设置交易金额和钱包余额上限。第三,人民银行还为数字人民币建立大数据分析及风险监测预警框架,以提高数字人民币管理的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目前在支付领域还存在着“数字鸿沟”。在一些偏远山区、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弱的地方,一些人群难以享受到数字金融技术带来的好处。智能终端的使用门槛造成不同群体从数字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对于有障碍人群,单纯依赖数字技术的普惠服务难以实现便利和高效。因此,一些中小银行、微型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的科技实力较弱,数字化转型困难,难以与大型机构竞争,被迫退出市场。而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为国内零售支付市场提供的公共产品,其初心就是推动金融普惠的发展。在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过程中,一直努力落实金融普惠的理念。这能对缓解国内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实现第三次再分配等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中小微企业资金紧张、贷款难等问题,数字人民币也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它建立了一种可能的渠道,绕过金融中介,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时候给个人和急需贷款的企业提供资助。这种新的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央行和政府调节经济,将货币投放转化为实际投资。除此之外,数字人民币还可以提供固定用途贷款,如扶贫贷款。按照政策规定,扶贫小额信贷要坚持户借、户用、户还,精准用于贫困户发展生产、经营,不得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但目前多数资金用途的事后追踪是由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没有系统性的方法实现固定用途贷款的资金用途限制。而数字人民币即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具体可参考中钞区块链技术研究院的一项名为“数字货币贷款发放的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介质”的专利。

国际方面,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加快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和讨论。7月14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启动数字欧元项目并展开相关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为期2年,是数字欧元项目的初始阶段,旨在解决数字欧元的设计和发行等关键问题。紧随其后,美国方面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在“不远的将来”发表一篇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官方报告。10月13日,G7国家财长与央行行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本次会议达成了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13项公共政策原则的共识。共识提出,在设计和提供央行数字货币时,应考虑到诸如金融稳定性、运营的弹性、网络安全、能源效率、包容性、隐私和打击非法融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可见,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各国已正式进入多边合作与竞争阶段。

(2)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为应对地区间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竞争,以及未来可能的主权数字货币跨境交互,今年2月,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mBridge的前身是香港和泰国央行合作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该项目通过测试交易隐私、外汇匹配、监控和合规等关键功能,首次证明了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通用央行数字货币平台的可行性,

mBridge旨在搭建一个可跨越不同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兼容性强的实时跨境支付系统,即一个可兼容不同性质、不同设计的央行数字货币的“多边桥”。其基本思路是,将不同货币系统内的央行数字货币,甚至是传统法定货币,“映射”到同一个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搭建的支付网络中。参与该网络的国家央行,基于本国法定货币的销毁或创造,在走廊网络上向本国金融机构发行或回收相应的“存托凭证”。参与该网络的金融机构,则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实时地进行不同存托凭证之间的兑换。同时,一国金融机构有权与本国央行进行法定货币和存托凭证的自由兑换,在正常情况下兑换比例应为1:1。这就使得同一分布式账本技术支付网络可以支持多国央行数字货币,并且不与某一国家本身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直接对接。

今年9月28日,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以及阿联酋央行,联合发布了mBridge项目第一阶段报告。报告表示,应用央行数字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模式有助于实现更快速、更便宜和更安全的跨境支付和结算。在mBridge的公共平台中,多种官方数字货币结算的通用原型平台能够在几秒钟内完成国际转账和外汇操作,而不是使用现有的SWIFT商业银行网络。由此将节约近一半成本,与传统代理行模式相比实现了跨越式改进。

报告还表示,mBridge未来将继续探索现有平台的局限性,涉及流动性管理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处理大交易量时的可伸缩性和性能等。此外,项目传导还将包含政策需求和措施,以确保对特定于管辖权的法规的遵从,以及测试和调查适当的治理模型。预计下一阶段,该项目将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鼓励与商业银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进行试验。

报告中特别指出,mBridge是香港金管局“金融科技2025”策略中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加强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令香港能就央行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作好充分准备。中国人民银行表示,mBridge项目将进一步构建有利环境,让更多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央行共同研究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支付能力,以解决跨境支付中的效率低、成本高及透明度低等难题。根据研究成果,各参与方将评估mBridge在跨境资金调拨、国际贸易结算及外汇交易中应用的可行性。

总而言之,中国人民银行利用自身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先发优势,不断加大跨境合作、获取国际认可,为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做充分准备,这与项目组在之前报告中的大力倡议不谋而合。

(九)第三次分配对收入不平等调节能力需要谨慎对待

我国基尼系数高,收入两级分化严重。我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5,94个国家地区的基尼系数对比中,我国在2000年和2015年的排名分别位于第72位与第78位,排名位于欧美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之后,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2015年我国收入前1%人群与后50%人群收入占比分别为0.14与0.143,两个收入人群收入比值为0.97,低于同期美国的1.43,高于德国的0.71。

通过三次分配改变收入份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其中初次分配指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取得的收入;再分配指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对各收入主体初次分配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指社会主体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贫的行为。

在初次分配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根据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我国2004年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9.9%,在209个国家中排名87;2017年劳动收入占比51.3%,排名73;2004年到2017年平均劳动占比49.5%,排名85。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间偏上的位置,高于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低于欧美国家和世界平均。再分配能有效调节收入不平等。世界各国税前基尼系数均高于其同一时期税后基尼系数,爱尔兰改变幅度最大为26%,墨西哥最小为2%。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欧洲各国的税收调节能力最强,亚洲和北美各国的则相对较小。

第三次分配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能力需要谨慎对待。中德美三国对比,美国高额的慈善金额并没有对其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产生显著效应。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和德国在劳动收入、税收占比上的差距并不明显,中国在劳动收入占比上相对较低。德国个人捐款额对GDP的平均占比为0.16%,中国的总捐款额平均占比为0.10%,而美国的个人捐款额平均占到了GDP的1.4%,远高于中德两国。但德国不平等状况优于中美两国,德国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33以下,而2016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11,中国为0.465。据此我们无法得出慈善捐款总额占比的提高对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有显著效应。印度尼西亚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善之间同样没有强相关性。自2013年起,印度尼西亚在CAF(国际慈善援助基金会)评测中慈善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国。2019年全球126个国家进行慈善指数排名,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前十,排名第十。在此榜单里,CAF分别从“帮助陌生人”、“捐赠”、“志愿时长”三个角度对各个国家进行评分,其中印度尼西亚在捐赠项的排名达到了第六名。美国在该榜单总排名为第一,捐赠排名为第十一。同一时间印度尼西亚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其2017年前1%与后50%收入份额分别为10.86%、16.38%,与2011年的10.97%、16.86%基本持平。

(十)实施“双减”时机合理,教育主阵地回迁学校是关键

近期出台的“双减”措施通过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量和作业形式、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要求学校开设课后服务减轻学生的教育负担和家长焦虑情绪。课题组认为“双减”实施时机合理,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是关键。

(1) 从学生的身心发展来看,“双减”实施确实迫在眉睫。

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有待改善。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的调查,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与2009年相当,但大幅高于美国抑郁检出率最高的俄勒冈州的14.6%[ 数据来源:英国《每日邮报》。]。其中,受检者有轻度抑郁的占比17.2%,重度抑郁的占比7.4%,且受检者抑郁水平随着年级升高而提高,初中阶段为发病高峰。

青少年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对比2009年,2020年各学段青少年的睡眠时长均有下降,小学和初中阶段青少年上学日平均睡眠时长均减少40分钟以上。据《中国儿童近视状况研究》研究,2018年我国儿童整体近视比例为53.6%,其中小学生近视比例为36%,初中生为71.6%,远高于美国中小学生10%的近视率。学生作业负担较重,户外活动时间不足。《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的研究发现,小学阶段14.5%学生作业用时在2.5小时及以上,初中这一占比达到31.4%,其中有15.7%学生的作业用时在3小时以上;61.8%小学生锻炼身体用时在0.5小时以下,初中生这一比例为75.4%。据此,课题组认为实施“双减”政策迫在眉睫。

(2)“双减”执行初见成效,但仍难以缓解家庭对课外教育的较强需求

“双减”实施一个月以来,实现了对全国各省市的覆盖,大部分家长的焦虑情况有所缓解,但课外培训需求依然旺盛。

教育部9月23日发布会指出,全国98.2%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2.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64.3%的学校的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发现,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老师没有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全国有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寄宿制学校和村小学)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 85%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双减”政策基本覆盖全国。

“双减”实施一个月以来,大部分家长的焦虑情况得到缓解。据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八月份的调查,72.7%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其中中等收入家长的焦虑缓解程度最高,达到74.3%。

但课外教育需求依然旺盛。据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八月专题调研,仍有24.0%的受访家长表示会继续参加校外学科类培训。其中51.4%的家长表示要继续参加补课是为了扩展孩子知识面,44.1%的家长希望可以通过培训辅导让孩子赶上大多数同龄人。希望继续补课的家长中,选择给孩子购买线上学科辅导课程的占44.6%;参加校外培训机构的课后学科培训的占34.7%,聘请1对1家教有17.5%;而让孩子和同学拼班请名师辅导的则占到了16.4%。

(3)韩国经验与“双减”展望

韩国自1980年开始治理课外教育。1980年,韩国出台《7.30教育改革》以限制过热的课外补习。据《韩国日报》,当时有70%初中生参与课外补习,其中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的学生比例达27%,初高中升学压力巨大。该改革法案直接否认了课外补习的合法性,禁止私人机构兴办教育。但法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课外补习在韩国依旧盛行。现有文献[ 周霖, & 周常稳. (2017). 韩国影子教育治理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外国教育研究, 044(005), 66-76.]发现韩国的补习学院数量从1980年的381所增加到2000年的14013所,参与的学生人数则从11.8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3.88万人。该法案在韩国民众的抵制下于2000年宣布废除。

进入21世纪,韩国改革更侧重于教育质量方面的提升,把课外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系统之中。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构建网络学习平台;提供不同类别的补充性课程;提供课外学校服务。新世纪的补偿政策对课外教育的治理达到了更好的效果。据韩国统计厅2010年的私立教育报告,2007到2010年,学生补习的总体参与率分别为77%、75.1%、75%和73.6%,初步呈现下降趋势。

由此可以看出,仅取缔课外培训无法有效降低负担,学校教育系统的发展才能降低对课外教育的强烈需求。因此,课题组认为:(1)坚持把教育的主阵地迁回学校,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将补课机构提供的教育资源内化到学校的教育中,保证所有家庭都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平等的教育资源。(2)提高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学校要充分利用双减带来的额外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帮助学生实现身体和心理的全面健康发展。(3)大力推动线上教学的发展。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也助于减轻家长经济负担。(4)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大力发展素质教育,让学生和家长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进一步改变唯分数论的社会观念,这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缓解家长焦虑、改善补课需求都将有不小的帮助。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依然很多,下面主要从家庭债务、房地产市场、全球经济环境等相对比较突出的风险维度进行剖析。

(一)调控政策效果显现,家庭部门债务增速放缓

家庭金融配置方面,2021年第三季度家庭部门债务继续攀升,但无论是从环比还是同比来看,增速均出现明显下降。无论是短期贷款新增额还是中长期贷款新增额,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同比增速均变为负值,且负增长幅度越来越大。具体而言,三季度居民户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1.77万亿元,低于过去四年的同期水平,与2016年同期持平。新增人民币中长期贷款1.29万亿元,环比下降11%,同比下降28%,成为自去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单季增量。其中,7月同比下降35%,8月同比下降24%,9月同比下降27%。三季度居民户新增人民币短期贷款4800亿元,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8%。其中,7月新增人民币短期贷款罕见地暴跌至85亿元,同比下降94%。8月同比下降47%,9月同比下降5%。

受新增贷款增速放缓的影响,家庭债务累积额的增速也在下降。从2021年3月开始,无论是短期贷款,还是中长期贷款,债务存量增速就呈现下降趋势。家庭部门的债务存量方面,截止到2021年9月,家庭部门共积累了17.10万亿元左右的短期贷款,52.43万亿元左右的中长期贷款。从家庭债务的结构来看,2017-2019年间,家庭短期贷款占家庭债务总量的28%左右,而自2020年1月以来,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24%上下。在家庭债务增速同比下降的同时,家庭存款增速也同比下降。2021年7月,家庭部门存款减少1.36万亿,8月新增0.33万亿,9月继续新增2.07万亿。整个三季度,家庭部门新增存款1.0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800亿元。受家庭部门债务增速放缓和经济复苏影响,家庭部门杠杆率(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21年以来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

家庭部门的债务累积虽被迫降速,家庭部门的存款速度降的更快。家庭部门银行存款余额增速已经由年初2月的13.8%下降至9月的10.6%。受住户存款增速放缓的影响,自2021年2月以来,家庭部门贷款存款比例继续攀升,且区域异质性加剧。课题组认为,家庭部门存款增速下降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家庭存款增速的下降并未体现为消费,这从三季度的消费数据不及预期可以体现;二是家庭存款增速与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利用分省数据,课题组发现越是经济增速缓慢的地区家庭部门存款增速越低。这就说明家庭部门存款增速下降可能是被动的,并不是预防性储蓄动机下降导致。

那么该如何理解今年以来家庭债务与存款增速双双下降呢,课题组认为,这主要是房地产调控效果在二手房市场显现的结果。今年二季度以来,中央政府继续加码对房地产行业的管控政策。叠加恒大债务违约事件不断发酵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冲击,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降温。由于商业银行分配给新房和二手房相关的信贷额度被严格限制,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素有“金九银十”的说法,但是今年九月却较为惨淡。今年九月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27.1%。这直接限制了家庭债务的扩张。

利用城市二手房出售挂牌量信息,课题组进一步检验了调控政策对存款和贷款的影响。首先,课题组构造了省级2021年二手房交易指数,即2021年的二手房交易量与2020年的交易量之比,这一指标越低,表明今年二手房市场越惨淡,说明调控政策的效果越明显。课题组发现,这一指标不仅与2021年至今的家庭存款增速正相关,也与家庭债务增速正相关。从经济学上来说,如果家庭A要买100万的住房,首付30万,那么如果其购买新房,则债务增加70万,存款减少30万,但如果家庭A购买的是家庭B的二手房,则家庭B会增加100万的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增加70万,存款增加100万。而目前的情形显然与二手房市场受到冻结的逻辑更一致。

但是,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可持续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到十月初,已经有少数非热点城市在管控力度上做出边际放松,但课题组认为“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在背负巨额债务,且存款增速日益下降的当下,家庭部门的现金流成为国内大循环实现的制约因素。

(二)房价涨幅回落,需继续坚持调控确保市场健康运行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政策分化开始扩大,一线、二线城市调控力度依然较大,而部分三、四线城市开始发布“限跌令”,但“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大调控背景,有效防止了房价大幅波动,从近期70城市房价指数当月同比走势来看,房价近期增速有所下滑,确保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运行。

新建住宅市场持续降温。前三季度,新建住宅价格累计涨幅较去年同期收窄0.05个百分点至2.41%,其中三季度价格累计上涨0.70%,较二季度收窄0.22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收窄0.48个百分点。分梯队来看,各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累计涨幅较二季度及去年同期均有收窄。其中,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2.58%,涨幅较去年同期收窄0.26个百分点,居各梯队城市首位。分城市群来看,各主要城市群三季度价格涨幅较二季度及去年同期均有收窄。其中,长三角区域前三季度价格累计上涨2.90%,较去年同期收窄1.24个百分点。

二手房住宅价格方面,2021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总体呈略降态势,同比涨幅持续回落。在环比方面,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2%转为下降0.4%。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环比分别由上月上涨0.4%、0.2%和0.5%转为下降0.2%、0.6%和0.4%;深圳下降0.5%,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在同比方面,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7.7%,涨幅比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0%,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价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受恒大事件的冲击,购房者担忧买到烂尾楼,促使房价出现明显下调。大环境上看,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呈现收紧态势,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房住不炒,持续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有效防范化解了潜在风险。总体来说,随着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住房制度不断完善,市场主体趋于理性,预期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

(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或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2020年三季度起,新冠肺炎第二波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体复苏的阻力增加。在诸多国家和地区中,我国进入抗疫常态化阶段,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欧美国家和地区在2020年冬季依靠逐渐升级的防疫措施,在控制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然而,南美、南非和印度等地零星爆发的集中流行趋势仍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警示。课题组判断,疫苗的投放和接种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组织生产,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但常态化的管理与民众配合依然不可或缺。2021年,全球经济将会延续缓慢复苏态势。

美国经济脱离低谷。2021年上半年,美国实际GDP环比数据显示经济回暖迹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行的《世界经济展望》主要经济体增长预测数据,美国2021年经济实际GDP增长幅度约为6.4%,比2020年全年增速上调9.9个百分点。

生产环节数据显示,第二波疫情后期,美国的多项采购经理人指数保持向上势头。其中,2021年2、3月份的制造业PMI分别为58.6和59.1,达到2020年疫情爆发后新高;相应的服务业PMI也分别达59.8和60.4。之后PMI 一直维持高位,九月份制造业PMI达到60.1。商品销售方面,2021年2至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76.8、84.9和86.5,而3月的环比零售额增长幅度为9.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显示出拜登上任后的财政扩张计划对市场信心的提振。

资本与价格方面,美联储仍将利率稳定在0~0.25%区间。总额为约2万亿的新基建计划和1.9万亿的新冠救助方针公布后,2021年1月初的美元指数回升势头再度转为向下跌落,同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显著上扬。1至3月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先降后升,分别为1.4%、1.3%和1.6%。结合失业率数据来看,2021年1季度延续了2020年4月以来的劳动力市场回暖态势,尤其是9月的失业率已降至4.8%的最低点。美联储9月FOMC会议释放偏鹰的政策信号,市场预期美联储提前在2022年年中结束缩减债券购买,加息时点可能提前至2022年底以前。

欧洲和日本复苏前景不乐观。在新冠肺炎毒株变异、本地疫情防控失措和疫苗供应不足的三重不利条件影响下,欧洲国家或许难以通过高效、稳妥、不耽搁生产的方式顺利抵御第三波疫情。截至2021年4月中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已经受到春季新冠肺炎流行影响,每日确诊病例大幅增加。欧元区失业率9月份为7.5%,依然处于高位。

考虑到日本应对第三波疫情仍然不够积极,2021年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也远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社会生产能力恢复受阻必然会制约其产出增长和社会消费水平提升。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艰难复苏。与发达经济体相比,除了国际购买力下降,以及医疗资源紧缺导致国内抗疫工作始终无法全面顺利开展以外,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还面临疫苗紧缺的难题。缺乏及时普遍的接种能力,会令上述经济体在面对变异毒株威胁时再度陷入困境。

金砖四国中,2021年3月,俄罗斯通货膨胀年率已经上涨至5.79%,超出控制目标1.79个百分点,9月份已经高达7.4%。巴西和南非在前期抗疫过程中难以获得社会各界共识,导致病毒变异后引发更加难以处理的大范围疫情传播。南非2021年以来通货膨胀年率控制已经达到5.07%,且高达34%的失业率可能难以支撑疫情后经济的全面复苏。印度在四国之中表现相对较好,2021年的预计产出增长最高,2021年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已经达到20.13%。

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表现不一,新加坡和越南已经逐渐从上一轮冲击的影响中恢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全年增速尚未由负转正,而菲律宾则同时面临低增长和高失业的不利环境。近期如果RCEP正式生效,那么东盟国家的景气状况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三、从需求侧、供给侧和国际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2021年前三季度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也尚不牢固,经济实现平稳运行仍面临不少显性和潜在风险点。尤其是家庭部门债务继续攀升;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出规模增加和期限延长的新特点,鉴于地方政府与其他部门之间紧密的政治关联关系和复杂的债务债权关系,需警惕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债务偿还风险外溢蔓延为银行风险。 这些需要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产业政策等系列政策综合治理、辩证施策,尤其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内需的提振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资本报酬边际收益递减而带来的投资下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乏力及家庭部门杠杆率攀升带来的消费不足;二是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和供给质量水平的不充分,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三是国际大循环面临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双重干扰,使得中国供应链出现脱节、断裂现象,外部需求波动显著。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加大需求侧改革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创新驱动转型,以及借助国际侧的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实现。

第一,基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综合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壮大中产阶层,带动内部消费、投资需求良性循环。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庞大的消费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由1.4亿个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家庭构成,他们在购车、购房、旅游、医疗、科技、教育、养老等方面拥有巨大消费潜力。如果通过综合治理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不断逼近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国的内部需求将进一步放大。

共同富裕需要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的不同作用。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这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所以还是要首先注重效率原则。然而,仅靠市场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还需政府的适当作用。市场不仅是效率的代名词,它通过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也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以公平为宗旨进行二次分配,更重要的还在于为所有公民参与市场活动保障起点平等、过程公平。

政府应通过基本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适当降低劳务所得最高边际税率,研究推出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为大众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竞争的起点,然后让市场去运作,我们就可能近似达到既公平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并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些通过政府保障起点平等,通过市场效率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个体能力的差异以及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收益结果的不同,因而还需要建立捐赠机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的社会规范,通过这样的第三次分配来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面向科技前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和民企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增强创新驱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优化、企业竞争、技术创新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可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有利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尤其是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机制。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而言,民营企业在政府补助与政策倾斜方面并不占优,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通过创新-垄断-竞争的循环迭代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正向选择机制也更为明显。

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是中国经济在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美国针对中国所制定的种种技术封锁清单,恰恰也为我国高科技发展的突破指明了方向。并且,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的起点并没有落后太多,乃至在一些领域还具备不对称优势。要引导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抓住海外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机遇,在全球范围内投资陆海光缆、宽带网络、卫星通信、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基建资产,参与构建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不断形成国家发展新的核心竞争优势。

从驱动转型的路径来看,对于新时代中国的高科技创新发展,既要立足自身优势基础和自力更生,集聚和培养高端科创人才,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推动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创新战略,实现国家科技自主创新实力的持续稳步增强,也要进一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推进实施开放创新战略,持续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尤其是要依托民营企业在海外设立更多的研发中心、科创平台、孵化基地,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赢得更多的国际理解、拓展更多的合作渠道、积累更多的技术储备。

第三,积极开展高水平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制定,以合纵连横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化。中国在稳定和开拓美国市场的同时,要积极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东盟、欧盟的市场规模也颇可观,已成为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尤其是2020年底以东盟对外达成的5个“10+1”(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进行整合而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功签署,为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开了个好头。同时,中国递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可以加入CPTPP谈判为契机推动制度性开放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其中,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RCEP和CPTPP双重成员国,均与美国有较大的双边经济自由度,可为抵消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升供应链韧性打入楔子,倒逼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化。

在此过程中,中国要实质参与并影响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强有力的谈判专家团队以及研究支持和技术支持,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还远远不足,对国际经贸规则的跟踪研究还存在很大缺口,导致在一些规则制定中无法辨析我国的国家利益究竟在哪里,行业协会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也很少。为此,中国应广泛调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积极性,让规则的使用者主动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去,同时加大对相关领域智库平台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的支持引导,向国际组织输送更多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以更好地找准世界需求,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赢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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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4 21: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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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5 16: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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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4 16: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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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5 17: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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